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什么关系

1. 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什么关系

政治对立关系，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好朋友，政治上却不太一致。早年东坡先生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排斥，晚年东坡先生反对全盘否定变法，又遭到司马光不满。王安石对变法坚决推行；司马光则极力反对。
拓展资料：王安石是典型的激进改革派，提出“三不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苏轼和司马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保守主义：不相信可以通过变法激进而一下就成就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接受在目前的基础上做改进和提升，完成对社会的改造的民生的改观。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2.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

  有读者看了共识那一期，看我举例子，聊起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于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其实争的内容很简单。王安石实际上是桑弘羊的信徒。桑弘羊就是汉武帝时期那个搞国企的，他相信商业致富。 
     
    王安石实际上也是这种理念的信徒，他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国企经商，赚了钱收复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州。 
     
    在宋代这个商贸繁荣的时期，诞生王安石这种人并不稀奇。 
     
    那么司马光什么看法呢？他持有传统观点，就是重农抑商。 
     
    为什么这么想，其实是有原因的。人就那么多，去做了工匠，就没时间种地。 
     
    所谓经商，无论生产什么产品，在司马光看来，都跟建金字塔是一回事。 
     
    说穿了，丝绸也好，珠宝美玉也罢，既不能当吃，也不能当喝，那不就是金字塔么。 
     
    金字塔的特点就是很值钱，但是不当吃不当喝，也不能当武器。打仗的时候啥用没有。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种地。 
     
    让男女老少都去种地，作为地主也好，宫廷也罢，尽量缩减开支，你不要去建那些华美的宫殿，也不要穿丝绸的衣服，更不要弄那么多仆人。 
     
    你把大家都放回去种地，种地的人多了，粮食就多。粮食多，就能打赢。 
     
    古代打仗就是人多打人少，说穿了最后就星际争霸一样，大家比采矿的，谁家矿多谁撑得久谁赢。 
     
    所以谁家粮食多，谁撑得久，谁赢。 
     
    司马光为什么会持有这种观点，或者说他们这帮人为什么特别反感桑弘羊，王安石？ 
     
    按照我们今天的思路，王安石明显是对的，是超越时代的。 
     
    我告诉你原因在哪儿，原因在于 古代的商业和今天的商业是不一样的 。 
     
    古代的商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消费者几乎都是地主，没有老百姓。 
     
    你今天看起来属于中低端产品的，搁在古代都是奢侈品，换句话说，在古代，90%的人是处于一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状态下。 
     
    那时候的商业发生在地主之间，比如镜子，皮衣，席子，都是奢侈品。 
     
    在这种模式下，商业确实很难拉动什么。你想想美国1929年危机就知道了，大部分人是没有购买力的。 
     
    这种商业活动如果特别繁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宫廷里喜欢奢侈品，地主们就会喜欢奢侈品。 
     
    于是从上到下，就会有很多农民会被拉去生产奢侈品，以满足地主这种独特客户的需求。 
     
    如果这时候发生了灾荒，粮食歉收。佃户们没饭吃，就会造反，于是就乱了。 
     
    这就是司马光们担心的问题。 
     
    那么王安石错了吗？ 
     
    王安石并没有错，他做的事情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消费者，让古代的商业从一种奢侈品商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品商业。 
     
    这实际上需要生产力突破，比如种地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很少的人也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多余的人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开始生产工业品。 
     
    这个契机，在古代 社会 ，没有发生。 
     
    当然，王安石想要的也不是这个，他不是穿越者。 
     
    王安石想要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想让自耕农这个群体扩大，也就是形成农业 社会 下的中产阶级。 
     
    就是说他希望绝大多数的农民，从佃户，变成有自己耕地的这种富农。 
     
    我们知道，古代税率其实不高的，汉代问农民只征收1/15。农民为啥没钱呢？因为他们是佃户，租地主的地，租地主的农具。这样就使得他们年收入的70%都被地主拿走了。 
     
    如果他们不是佃户，是自耕农，他们的购买力就会大幅度上升，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古代生产力规模下的消费群体，从而拉动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品商业形态。 
     
    那么这件事，和司马光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诉求是彼此违背的。 
     
    古代读书成本很高，不是地主也读不起书，所以反过来讲，读书人就是地主。 
     
    你要在古代形成大规模的自耕农群体，你让地主怎么办？ 
     
    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跟神宗讲，变法会失去人心。 
    神宗反问，变法对士大夫不友好，但是对老百姓没有不便呀，为什么会失去人心？ 
    文彦博说了句千古名言，他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也。 
     
    这句话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说，文彦博这里的人，指的就是地主。人心就是地主之心，地主之外，那都是工具。 
     
    很赤裸裸。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士，他们想要的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类似欧洲的那种分封的模式，这样才肯付出忠心。 
     
    自从秦结束了分封之后，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政治上不追求分封了，但是经济上追求地主，实际上等于削弱版本的分封。 
     
    这件事在古代有利有弊。 
     
    所谓有利，地主有了地，他会自发地保护自己的地。就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他会成为稳定因素，因为那是他的原嘛。 
     
    所谓有弊，是说小农意识很强，没有大局观。你比如当时和日本人在东部打仗，陕西原上的白嘉轩，他觉得和自己的关系大么？不大，他只想守着自己的地。 
     
    因为没打过来嘛。 
     
    所以桑弘羊也好，王安石也罢，为什么能够得到重用？原因是需求明摆着。 
     
    你比如汉武帝当时在北边打仗，把私房钱都打光了，南边的地主不支持他。因为觉得不关自己事儿呀。 
     
    你再比如，明代东北有后金，西北有李自成，江南的地主东林党很有钱的，不肯掏钱呀。 
     
    满人一直打到江南了，他们还想着说开城投降，保自己的地。 
     
    这就是问题。司马光讲的东西其实很符合古代的现实，问题是，如果任由这种自然经济的模式，最后就会遇到整体上无解的困境。 
     
    比如转移支付，没有办法搞。 
     
    富的人，不掏钱，穷的人，没饭吃，边境遇到了危险，那岂不是大家一起玩完。 
     
    所以我那天讲，很多事情你要站在当时讲那个话的人所处的 历史 语境下去看问题。 
     
    就像古人讲与民争利，这个民不是佃户，甚至都不是自耕农，而是地主，换句话说，讲这个话的人，他眼里，地主之外的，不叫民，念过书的地主，才是民。 
     
    那么地主之外的是什么？是黔首，黑黑的脑袋。古代的佃户，自耕农，真的下地干活的那些人，头上裹着一个黑头巾，黑黑的脑袋。 
     
    你把说话的那个人所处的 历史 语境想通了，很多事情就随之释然了。 
     
    你比如有些人讲，我们古时候，先秦的时候，士大夫上朝，是与君主对坐的，这叫做坐而论道。 
     
    两汉的时候，宰相拜见皇帝，皇帝要起身还礼，到了隋唐，皇帝不起身了，但是宰相还是坐着的。到了宋代，赵匡胤的时候，宰相就只能站着了。 
     
    从朱元璋开始，就只能跪着，到清代就更狠，李鸿章想跪个好点的地方，还得给李莲英塞钱。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的视角下，你会把自己当作那个大臣，于是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可怜，这是一种 历史 的倒退，你看，大臣不受尊重。 
     
    事实上，穿越回去，你并不是那个大臣，你是那个黑黑的脑袋。 
     
    在先秦时期，士大夫为什么能够与君主对坐？因为那是合伙人制度，那是包税制。 
     
    君主是大股东，士大夫是小股东，彼此之间是董事会的关系，是包税制的关系。 
     
    这个词儿我们聊过，在聊东南亚的那一期里面聊过。 
     
    罗马是包税制，奥斯曼是包税制，日本幕府是包税制，欧洲 历史 上的所谓领主制一直都是包税制。 
     
    包税制说穿了就是君主也弄不清他要管理的那片地的实际情况，只能弄一堆的分公司，回头分公司自治，自己每年定期问分公司收钱。 
     
    那么从秦始皇开始，他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想要打破包税制，他不想要一堆小股东作为中间商赚差价了，他想提升管理的精度，把以前的小股东都变成副总，部门经理，组长。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管理的精度不断地在加强。 
     
    汉代的时候，高管总是那些大户，比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唐代的时候，还是门阀，什么关陇集团。 
     
    那么后面不断地搞科举，实际上就是为了稀释小股东的股权，用职业经理人来取代小股东。 
     
    到了宋代的时候，文彦博说的那句话，非与民共天下，乃与士大夫共天下。 
     
    表明包税制还是存在的，只是力度很弱了，以前是有股权的小股东，现在成了有期权的小股东。 
     
    那么再往后，东林党，都是这种有期权的小股东，清代，期权都不让你有，再稀释，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把股东变成不带股份的职业经理人。 
     
    古代 社会 全部的这套过程，都是为了管理的精细化。 
     
    回到古代的视角，你站在部门经理的角度下想问题，当然是有股权的好，没有股权，有期权也好。 
     
    问题是，站在普通员工的视角，你喜欢头顶上一堆小股东吗？ 
     
    说到底，无论老板还是管理层，吃的每一粒米，都是你种的。如果一定要掏出一部分自己的劳动果实，那当然希望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工作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你一个月加班20天，里面能有2天是给老板加的就很不错了，剩下18天，都是为了染红部门经理的顶子。 
     
    我们当然希望一天都不加，问题是，在古代 社会 下，必须加，能少加10天也好呀。 
     
    很多读者老问我，西风，为什么你解读问题，结论听起来总是那么与众不同。 
     
    其实没有什么，因为大部分人不由自主的把自己代入到了贾宝玉的身上，带入了到了司马光的身上。 
     
    可是你让我来给你分析红楼梦，我会把自己代入到了那个仆人的身上，那个9527的身上，那个黑黑的脑袋身上。 
     
    所以包税制是一种低级的制度，效率很低，消耗很大。 
     
    近代的管理趋势也是越发趋向于团队的扁平化。 
     
    这个意思说穿了就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作为管理层，如果你能够带来100的增量，哪怕分给你95都是可以的，这叫做给人才足够的激励机制。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作为纯粹的中间管理层，利用公司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骗老板，喝兵血，对不起，要拿掉你。 
     
    公司不养不能创造价值的管理层。 
     
    把不能创造额外增量价值的那部分中间商拿掉，分掉他的那部分钱。老板开心，员工也开心。 
     

3. 王安石与司马光

北宋时期，有两位著名的政治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在政治舞台上可谓相爱相杀。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司马光19岁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即是“天之骄子”。
     
  王安石自幼聪明，既有才华，又能实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从小就爱学习，过目不忘，跟随父亲游走各地，深刻体会基层实际生活，为王安石日后大展身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也造就了王安石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 历史 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 历史 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朝这个时期可谓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一方面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这时期政治家也尝试进行过改革。如范仲淹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项建议，主张要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变法内容太广，没有落到实处，加之宋夏战争和政治斗争而被迫退出权利中心，因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神宗即位后，破格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后便在神宗的力挺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变法。新法通过“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进行，先后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中有秦商鞅和汉桑弘羊的影子，得益于王安石之前在地方上的历练，分别在内政和财政上有实践和思考。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提拔了一批像 吕惠卿、李定、邓绾等人，不幸的是在识人用人方面出了问题，以吕惠卿等为首的政客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使变法由利民转变成扰民。如青苗法初衷是农户自愿，地方政府官推行中，强制贷款和粮，还要征收三分息，贫农苦不堪言；富农则不贷款只交税，扶民的条款演变成为财产税，地方政府也正好敛财。其他法令推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上下的激烈反对。 
     
 司马光也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只是政治理念相对“保守”。在司马光看来，国家犹如一座大厦，万不得已修葺即可，大动干戈会动摇国本。因此韩琦、司马光、富弼、欧阳修等为首的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
  
 初期神宗全力支持亦师亦友的王安石，直至郑侠献《流民图》，所画老幼相携、饥民遍地的场景令神宗大为震惊，《宋史·王安石传》：“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神宗立场开始动摇，之后连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反对变法，神宗又极为孝顺，于是陷入两难。王安石见状只好上书请求外调，暂时离开权利中心，恐怕也是和神宗的心照不宣吧。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初期，看弹劾无效，只好退居洛阳。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直到六十七岁那年，司马光重掌相印，以雷霆之势逐条废除新法，遗憾的是司马光并未提出修改变法的有效方案，由于担心小人弄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全部废除新法。元祐元年，因变法失败积郁成疾的王安石，背部毒疮发作，离开人世。同一年司马光也相继离世。
  
 司马光起初对于变法的态度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才站到反对派那一方。作为大臣，他上书激烈弹劾王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提醒王安石莫为“谄谀之士”所出卖。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面对此情此景，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说道：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两人都为官清廉，而且 两人的私生活都十分检点。当时，士大夫们因为生活都很优裕，纳妾和蓄妓之风颇盛。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极为罕见的既不纳妾也不蓄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生的荣辱遭遇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两人的关系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

4. 如何评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

史家多认为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死对头，其实不然，他们官场上政见不同，但个人间相互礼遇，友善相处，同为文人，并不相轻。同在朝廷做官，有分歧而不相倾！他们有类似的品格和志趣，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
    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改革，推出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雇役法（或称免役法）、保甲法等。变法的重点放在理财政策、强兵方针、教育方案三方面。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也包括司马光。司马光曾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因当时神宗为王安石撑腰推行变法，司马光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汴京担任宰相。此时的司马光虽然又老又病，但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则离京到江宁府“休养”去了。可见两人政见天壤之别。
    以公心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是为了国家，但在具体方略上，各有政见。王安石着眼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大刀阔斧地改革。司马光则着眼于伦理纲常的整顿。     政见不同而能友善相处，古今都是少有的，但他们做到了。
    当时文人圈子里相传的“嘉祐四友”就是指王安石、司马光、韩维和吕公著。王安石曾作《明妃曲》二首，司马光和作《和王介甫（即王安石）明妃曲》，盛传于京都。变法初始，王安石向朝廷推荐吕惠卿，司马光忠告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许多年后，司马光的忠告被印证，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王安石先司马光半年过世，身为重臣的司马光也已是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当然也不乏友情因素，抱病作书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死后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几个月后，司马光亦撒手人寰。凡此，可见二人友谊之笃厚。

5. 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由于国库空虚，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王安石认为：“造成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这并不是当务之急。” 司马光则反对道：“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事情不是这样。只要善于理财，就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

6.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如何？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老相识而且是好朋友，嘉年间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二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当时人们所称的"嘉四友"，就是他们俩外加吕公著和韩维。两人同为州牧判官的时候一天被包拯请到家里饮酒赏牡丹。当包拯亲自举杯劝酒时，司马光虽然平素不爱喝酒，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勉强喝了一点，而王安石却能够坚持"终席不饮"，这种自制力使司马光后来谈起来还很佩服。

7. 王安石与司马光有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王安石也说，自己与司马光“商议事情时常有分歧，是因为各人的方法不同”。可见他们的分歧，最初是源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同，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但传统保守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则思想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而慎重不足，在变法中有时操之过急，出现了一些失误，同时也用人不当，如对吕惠卿这样的人就缺乏全面的了解、考验。

8. 如何评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

史家多认为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死对头，其实不然，他们官场上政见不同，但个人间相互礼遇，友善相处，同为文人，并不相轻。同在朝廷做官，有分歧而不相倾！他们有类似的品格和志趣，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
    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改革，推出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雇役法（或称免役法）、保甲法等。变法的重点放在理财政策、强兵方针、教育方案三方面。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也包括司马光。司马光曾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因当时神宗为王安石撑腰推行变法，司马光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汴京担任宰相。此时的司马光虽然又老又病，但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则离京到江宁府“休养”去了。可见两人政见天壤之别。
    以公心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是为了国家，但在具体方略上，各有政见。王安石着眼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大刀阔斧地改革。司马光则着眼于伦理纲常的整顿。     政见不同而能友善相处，古今都是少有的，但他们做到了。
    当时文人圈子里相传的“嘉祐四友”就是指王安石、司马光、韩维和吕公著。王安石曾作《明妃曲》二首，司马光和作《和王介甫（即王安石）明妃曲》，盛传于京都。变法初始，王安石向朝廷推荐吕惠卿，司马光忠告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许多年后，司马光的忠告被印证，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王安石先司马光半年过世，身为重臣的司马光也已是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当然也不乏友情因素，抱病作书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死后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几个月后，司马光亦撒手人寰。凡此，可见二人友谊之笃厚。